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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指什么 “双减”面临的四大难点是什么

一、双减政策指什么

双减政策指什么 “双减”面临的四大难点是什么

双减,网络用语中指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同年8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专门通知,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 。

2021年10月,全国人大表示:双减拟明确入法,避免加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11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坚决杜绝地铁、公交站台等所属广告牌、广告位刊发校外培训广告。

2021年3月,教育部颁布“睡眠令”,同年7月出台“双减” 政策。数据显示,睡眠令+双减政策后,六成中小学生睡眠时长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睡眠时间增加2小时以上的达到9.41%;增加1到2小时的达21.66%;增加0到1小时的达28.88%。

二、“双减”面临的四大难点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倡导各学校要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并且指出:“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成为了跨世纪的教育难题,凝聚着我国几代人的不懈追求和共同努力。2021年7月,国家“双减”政策的出台,特别增加了“减轻校外培训负担”这一新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双减”政策的出台,表明了党和国家直击义务教育短视化、功利性等根本问题,体现了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热烈关切,强化了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性保障。

“过重课业负担”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是中考、高考目标下移的时间错位,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偏差,可以说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积弊日深,因此,要彻底实现“双减”政策落地落实,恐怕还要克服重重困难,将会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落实“双减”政策,真正的难点在于从源头上纾解教育焦虑,包括对应试观念的纠偏、评价机制的革新、课堂效率的提升等方面解难纾困。

“难”在家庭教育观念的固执

“双减”政策落地后,最纠结的莫过于家长。据了解,由于一些培训机构正在进行规范整顿,而不少家庭并没有让孩子真正“闲下来”,有的变换时间、变换地点和培训机构继续往来,有的不惜重金开始聘请“一对一”家教,有的自己去购买教辅资料和习题试卷强加给孩子,有的则怀揣焦虑之心无所适从……在面对孩子的培训负担上,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势头,这些新出现的乱象表明了家庭教育旧有观念的顽固性,来自家庭的阻碍可以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双减”的落实,根在家庭,而父母是第一责任人,如果家外减负家内增负,对于孩子而言,其负担本质上没有改变,到最后“双减”的落实将沦为空谈。

“难”在学校课堂效率的提升

“双减”只是减负担,不是减质量,更不是减责任。新时代背景下的课堂,教育技术更先进了,教学资源更丰富了,但是过于注重形式化,过于依赖电子工具,学习的肤浅、学习的浮躁、学习的功利性仍旧表现突出,课堂高耗低效依然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一旦校外培训机构的学科类培训被叫停,广大家长会把过多的期望寄托在学校,义务教育阶段“5+2”模式只是暂时解决了时间的问题和家庭作业的问题,但是课堂学习的质量和优化学科作业设计的质量才是家长最为关心的根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得以解决,家长才能真正从心底忘掉校外培训机构,放心并坦然地接纳和配合“双减”政策的实施。

“难”在校外培训机构的遁形

“双减”政策第一波冲击力影响到的便是校外培训机构,受到影响越大,越说明其问题突出。时下多数培训机构,正在作出积极的回应,或自我整改,或谋求转型。可是,也有一些培训机构心存侥幸,自以为熬过三五年,一切依然如故,所以这些机构要么线下辅导改为线上学习;要么化整为零,玩起了“游击战术”;要么以“一对一”形式送教上门,多样伪装,阳奉阴违。根据笔者对“学生参加学校延时服务情况”的调查,大凡没有参加的或者中途离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去了培训机构,而且多数是参加受管控学科的培训学习。因此,从源头上扼制培训机构的变异行端,一是要建立长效性的监管机制;二是要架构起全社会的监督网;三是要从严从重加大惩处力度;四是实行年审并纳入社会征信管理。当然,如果能从立法上依法进行管控和监督,是最佳的选择。

“难”在职能部门的办学评价把握

对教育政策正确而透彻的解读,对教育管理的宏观和重点的把握,对办学的精准评价和方向引导,检验着职能部门的履职能力和执政水平。现在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区县,基本都设置了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各级对承担义务教育的中小学都要实行质量轮回监测。以某区县小学为例,每一年区质量监测中心要集中举行两轮监测,一轮针对语文、数学、英语及科学,一轮针对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及道德与法治等,涵盖小学课表上所有学科,并外加自定项目,区域内所有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都无一例外地要接受监测。其监测结果要与办学水平评价(占总评分的40%)、校级干部年度考核、办公经费拨付、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学校评先、教师申报骨干评选等多个项目挂钩,形成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相互攀比竞争、学校内部上下之间层层施压,最终的重担毫无疑问还是落在了孩子的身上。虽然最终呈现的是学校排名、学生定等,但所谓的排名定等仍然是以分数来折算。由此可见,唯分数论的渗透性和影响力比想象的要严重,它俨然已经浸入到教育职能管理机制中。在“双减”政策的要求下,应以党委、政府优化目标考核评价为着力点,破除片面政绩观。作为职能部门,更要有勇气反躬自省,建立科学评价办学标准体系,敢于推行考试改革,不要让考试披上质量检测的外衣,而大行考试之实。从评价办学导向上,全面而彻底地实现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在贯彻“双减”的过程中,勇于自新,主动作为,作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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